身体的形状和rou体的牢笼

    “中午好，恰尔洛夫中尉，我可以和您单独谈谈么？”赫尔佐格像一团影子，悄无声息的出现在我的后方。他穿深灰色毛呢大衣，软毡帽压的很低，除去胸口的瓦尔塔标识外看起来和战前知识分子没有任何区别。

    “当然可以。”我点点头，“现在么？”

    “如果您方便的话。”

    我和赫尔佐格向门外走去。路上我注意到一件非常有趣儿的事儿，每个顾问在看到我后，都自动将语言转化为米加斯语，即便双方都是卡扎罗斯人。这是件悲哀的事儿，虽没有明文规定，但每个卡扎罗斯人都会尽量少军官面前用卡扎罗斯语。他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角落，他们的语言是污秽，是罪恶，是禁忌，不可以被发出。囚犯们僵硬着舌头，努力学习陌生的语言，他们必须为自己感到耻辱，忘掉过去，成为新世界别扭的存在。语言是有力量的，大多数军官不屑于学卡扎罗斯语，用拳头和面包和她们的战俘沟通。她们熟练的用名词，动词，形容词和俚语，取笑卡扎罗斯男人笨拙的发音和近乎孩童的遣词造句。主人不需要学奴隶的语言，谢瓦尔德总这么说。学习过程中的男人看起来很蠢，哪怕是里克特这样的博士也像牙牙学语的幼儿一样无助愚钝。他费力的发出弹舌音，用不合适的动词名词搭配，手舞足蹈，急的满脸通红，看起来像个装满发酵蔬菜，即将爆开的坛子。

    我想埃里希过去也这么看我。我的卡扎罗斯语并不完美，会犯下许多无伤大雅，引人发笑的错误。埃里希从书页上方睥睨地凝视我，绿眼睛被镜片的反光模糊。他沾沾自喜的挑剔我的语法和发音，嘴角挂着矜持得意的笑。他能流利的说很多语言，像个恰到好处的卡扎罗斯绅士，看过的米加斯语书比我还多。我喜欢听他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说话，我喜欢他信手拈来的典故和外国谚语。说不同语言的埃里希是不同的人，我痴痴地问他是怎么学会的，他沉吟片刻，回答说他从没意识到自己是在“学”一门语言，因为身边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三四种语言。

    于是我开始怨恨他，我怨恨他会始终比我聪明，比我有智慧，有修养。我怨恨他对我的语言了如指掌，甚至比我说的更好，更从容不迫。我羡慕他，所以我怨恨他，我也想上学，我也想学知识，我也想生活在克莱茨这样的家庭，能尽情的学个痛快，而不是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回家。

    我对他的报复也很简单－－我在卧室里对他施以毫无缘由的暴力，我将他揍的口鼻滴血，睁不开眼，头发汗津津的黏在额前。他烂泥似的躺在床上，嘴唇哆嗦，微弱的一张一合。我把耳朵凑过去，听到他沙哑的呻吟，“停下......求你.....”　他断断续续，声音模糊，然而毋庸置疑，说的是卡扎罗斯语。我终于把埃里希剥削到所剩无几，剔除掉所有高贵的特质。他躺在米加斯村姑的花毯子上，不过是个奄奄一息的卡扎罗斯男人。

    赫尔佐格的身型挺拔，几乎可以忽略掉瘸腿对他产生的影响。“您最近过得如何？”我不无恶意，纯属关切的问，期望消减一点沉默带来的尴尬，“听说哈克斯和里克特都感冒了，您可要多保重。”

    “承蒙关照，您也是。”赫尔佐格生硬但还算礼貌，抿抿嘴唇，“您抽烟么？”

    “我在戒烟。”

    “费多申科医生会很高兴的，”他的眼周肌rou动了动，幅度很轻，“她认为您是她最亲密的朋友。”

    “您似乎对她很了解？”

    一阵温柔的涟漪出现在赫尔佐格苍白如石膏的脸　上，尽管只存在刹那，却逃不过我的眼睛。他的嘴唇翕动，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，“我想跟您谈谈埃里希·克莱茨先生的事儿？”

    “好的，让咱们谈谈埃里希·克莱茨先生的事儿。”我戏谑的将重音放在先生两字上。

    “我认为他已经达到出院标准，如果保持入院治疗状态有害无益。他现在的问题，间歇性低烧，梦呓，夜惊和筋挛，大多是心理因素。我的专业意见是不论对于他本人还是恩斯特先生来说，克莱茨先生回家修养是一个更理性明智的选择。”

    我注意到赫尔佐格讲话时会将左手微微扬起，好像在梳理看不见的思绪。一个人的思维比语言更快就容易这么做。我喜欢赫尔佐格的手指，修长白皙，被拔掉的指甲已经重新长出来修剪圆润。这是一双知识分子的手，我的脑子里出现这句话，埃里希的手也是这样，只是多了一些武器摩擦的茧，如今也几乎消失殆尽。

    一个人的手能讲很多故事，格略科谄媚地说我有英雄的手，玛丽亚会算命的老姨妈看着我的手说我注定不断心碎，莱勒诺夫说我的手结实的像个男人，正适合扛枪，“你的眼睛在畏惧，但你的手在行动。”他赞许的拍拍我的脸颊，“眼睛朝前，手别抖，列兵恰尔洛夫。”我认为我有一双村姑的手，农村人的手和军人的手同样斑驳，布满疤痕，龟裂粗糙，甲缝里有洗不去的泥土。我父亲被劳动和酒精折磨的指骨变形，指甲被镰刀劈开的印迹清晰可见。我母亲的手因关节炎无法完全伸开，被药膏染成浅褐色。战争结束后我好好的洗了一个澡，用刷子刷干净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可我还是不干净。我嘴唇发炎，耳朵冻伤，指甲淤青，似乎永远无法干净。战争，贫穷，劳作烙在我身上，就像我皮肤，我头发，我眼睛的颜色。我无法隐藏我的身份，我是个村姑，是个女兵，是个混血杂种。我坐在浴室里，在氤氲的蒸汽里哭，我知道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流泪，因为热水能洗净泪痕，因为很多女孩都在哭。一个人的手可以讲很多故事，一个人的身体也可以讲很多故事。我们有多久没看自己的身体了？我们有多久没看看自己了？我们有多久没感觉是个人了？我们都认不出自己的身体了。我们脏的恶心。瘦的没有rufang和臀部，看不出丁点女人的模样。浴室外有人在唱歌，唱的是被改了词儿的《再见了，家乡的草原》，唱歌的女人也有男人，伴奏的有手风琴也有吉他。当唱到，“我将步枪代替捧花，帆布当作婚纱”时，一个女孩爆发出尖锐的抽泣，将脸埋进毛巾。“我该怎么嫁人啊，”她转身向我们展示自己平坦的胸部，突出的盆骨和大片起伏不平的烧伤疤痕。“谁会娶我啊！我要怎么生孩子啊！我要怎么喂奶啊！我从前是个多漂亮的姑娘啊！”她撕心裂肺的哭起来，跌坐在地，“现在我全家都死了，我还要往哪儿走啊。”她哭的那么厉害，以至于过了好一会儿卡季卡和柳鲍芙敢走过来给她裹上毯子，安抚她，送她休息。

    我能大致分辨出浴室里那些姑娘是干什么的，皮肤发黄发绿的是兵工厂的，肩膀上黑了一块儿的是枪炮手，指关节有墨水的是文职人员。我们站在外面，喜气洋洋的互称军衔，恭喜胜利，可等赤身裸体站在热气腾腾的澡堂里时，忽然脆弱又无助。我们不是所向披靡，捷报频传的军人，不是炮兵大尉，通讯兵少尉，军医中士，而是宝琳娜，阿廖娜，叶卡捷琳娜，是村姑，裁缝和室内女工。我们错愕惊慌的面对这一切，意识到弄不清楚女兵到底该如何规划未来。继续现在的职位？可等男人回来，国家真的需要那么多女人么。结婚，生子？可男人还会爱上一个女兵么？读了最多书的卡季卡会告诉你历史上还从没有人面对过这种抉择。我不清楚我要做什么，

    我用毛刷和肥皂清洗污垢，刷的浑身发红。战争完全的改变了每一个人。不论他们如何撒谎，你都不再是离开家的那个人了。我讨厌赤裸，我喜欢制服的安全感。所以我剥夺了埃里希感到安全的权利。我让他脱光，一丝不挂的站在我面前，转身，弯腰抱膝，最后跪下，手掌贴地。我在他光洁白皙的矜贵中产皮肤上留下凌虐羞辱的痕迹，他的身体从此只讲述一个故事，一个军人如何沦为阶下囚的故事。我征服他，逼迫他跪在地上服从我意志。他同时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具体的人。我踩住他的手指，慢慢碾压，埃里希浑身发抖，咬紧牙关不敢吭声，冷汗直流，像故事里被羞辱的英雄主角一样沉默的忍受。他的手肿了，破了，青了，被打上膏药，我捏着他的手腕笑嘻嘻的提议干脆下次将十根指头全部踩断，这样更像是“战犯的手”。

    “恰尔洛夫中尉。”赫尔佐格清清嗓子，“您的意见如何？出院以后，他只要每三天来复查一次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意外，两周后就不用再来了。”

    我点点头，“明天出院吧，麻烦您了。”

    “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今天不方便么？”

    “我要准备一下。”我说，“我希望家里的一切都有助于他修养身体，毕竟，我是他有的一切了。”

    后续文章将在红白网站更新。）